近期由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年）》显示，92.2%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对于保护我国生态环境是重要的，但仅30.1%的受访者认为自身在垃圾分类方面做得“非常好”或“比较好”。　　目前，各地推行垃圾分类威慑力的“武器”依然是罚款。此外，有的城市对违规投放垃圾增加了信用惩戒措施。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海云看来，目前公众尚未充分认识到垃圾分类的必要性，还需要加强引导。他说：“立法是为了更好地引导民众去执行分类，而不是强制民众进行分类。推进垃圾分类的关键在于，如何加强公众主动分类的意愿。公众了解分类后的垃圾终去了哪里、如何再利用，将起到哪些生态效应和环境效应，才会感觉到主动分类的行为是有意义的。”

这就是“因材施教”，垃圾分类是全民参与的运动，有老人、青年、少年。运营服务公司针对不同的年龄，性别、职业也应该有不同的引导方法，就像中医所讲的对症下药，对儿童讲愿景，对青年讲情怀，对老年讲激励，对党员讲责任，对军人讲执行，如果弄叉了，其效果不言而喻了！

很多政策制定者不考虑实际情况。有的所谓专家说:有些公民只图自己方便不考虑公共利益。这位专家的经济学怕是挂过科，我想说:我们不仅要考虑公共利益，还要考虑社会总成本和社会总效用。本来可以设置专人来进行垃圾分类，现在非得弄成每个人都要去分类，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浪费了所有人的时间。分类就分类呗，还分四类，我就坐家里分类不干活了？我觉得把有害垃圾分出来是合理的，其他的没有太多必要吧。此做法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社会分工的作用。垃圾桶还撤掉了，撤掉之后人们乱扔垃圾的现象又多了，因为没有垃圾桶啊！我不可能为了一个垃圾跑到垃圾分类站去吧（走在路上）。还有，不是什么都要去制定法律，法律和自由本身就是一对相互驳斥的东西。太多的法律必将丧失自由，太多的自由也将影响法律，所以它们需要达到一个均衡点，均衡点知道什么意思吗？市场经济我们强调的是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要相互结合，而不是谁越界的问题。但是往往政策制定者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这就导致政策是制定了，但是执行效果呢？很差！举个例子：限塑令。还有，不遵守垃圾分类，为什么会影响社会信用？这跟社会信用有什么关系？这一点我一直想不通。央行也不管管，什么都跟信用扯上关系了。这是一种透支信用管理和法律权威性的行为，后果很严重。以史为鉴，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不能太激进，为啥要稳中求进？是有道理的，然而垃圾分类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执行的方式方法嘛，呵呵了。一句话给他们（法规制定者，法规执行者等）还是：吃的太饱【搞的袁老（袁隆平）都想要减产了】，事情太少！导致的，改革难点还有很多很多，要有的放矢。还有，谁说日本的做法就完全正确？我们也可以从国情出发制定符合我们国家垃圾分类的方式方法，中国在各领域从跟跑到并跑，少数领域领跑不正是那种不唯书不唯上的突破精神造就的吗？我相信我们的垃圾分类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也有许多地方可以改进，加油！

　什么是厨余垃圾，什么是可回收物，什么是有害垃圾？在北京的一些小区里，垃圾箱厂家这不仅关系到居民把手中的垃圾袋扔向哪一个垃圾桶，还关系到手机垃圾回收APP里的进账。梳理各地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不难发现，垃圾分类的技术含量在不断提高，正越来越成为一项技术活。高科技，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优质垃圾箱让垃圾分类的全程日益透明和可视化：在前端，APP、小程序等不仅让居民对垃圾的分类一目了然，并通过返现、积分兑换等吸引居民主动参与；在中端，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了对垃圾品类、数量、地点的实时监控；在末端，大数据让垃圾流向及资源化利用等信息一目了然。

垃圾分类，指按一定规定或标准将垃圾分类储存、分类投放和分类搬运，从而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分类的目的是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力争物尽其用。垃圾在分类储存阶段属于公众的私有品，垃圾经公众分类投放后成为公众所在小区或社区的区域性准公共资源，垃圾分类搬运到垃圾集中点或转运站后成为没有排除性的公共资源。从国内外各城市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方法来看，大致都是根据垃圾的成分构成、产生量，结合本地垃圾的资源利用和处理方式来进行分类的。2019年6月25日，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将入法。